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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偵技術進步讓陳年命案偵破迎轉機 數據網揪出嫌疑人

2019-10-17 來源:南方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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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廣東湛江市霞山區的看守所內,54歲的劉某面容瘦削、目光淡然。逃亡20多年后,他再也不用過擔驚受怕的日子了,藏在心里多年的秘密也終于為外人所知。

時間回撥到1994年3月5日,廣州市白云區夏茅某汽修廠內發生一起兩命案,一男一女被人用錘頭和刀殺害。當時,一名嫌疑人進入警方視線,但由于該男子使用假名又沒有留下更多線索,案件一度陷入僵局。多年來,警方一直沒有放棄對該案的追查,但受到諸多客觀原因限制,案件遲遲未破。今年以來,廣州警方對命案積案進行重新梳理,該案的嫌疑人劉某終于進入警方視野。7月,劉某在湛江霞山區落網。

借助智慧新警務和刑事偵查技術手段,一些以往偵破難度大的陳年命案迎來轉機。

現場勘查的設備有限技術限制成破案阻力

上世紀80年代,廣州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一時間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集中式涌入,給社會治安帶來了不小的挑戰。

“我們對已偵破的命案積案進行統計,發現八成的案犯和八成的受害者都不是本地戶籍人員。”廣州市公安局刑警支隊副支隊長潘國良說,由于以往對外來務工人員信息采集上存在一些漏洞,導致被害人和嫌疑人身份不明的現象偶有發生。

刑警支隊辦案民警阿輝對此感觸頗深。今年初,阿輝和同事們對25年前一起發生在白云夏茅某汽修廠內的兩命案進行梳理時發現,當時的嫌疑人吳某使用的就是假名。

“辦案人員經過多方調查發現,‘吳某’不是本地人,被害人的身份也不明確。”阿輝說,他們多次前往江西、肇慶、湛江等地偵查,但苦于線索寥寥,案件一直沒有突破。

除了偵查對象難以確定外,案件因果關系不明顯、難以把握動機和案件性質也增加了調查的難度。

潘國良告訴筆者,廣州警方已偵破的命案積案中,80%以上的案件源頭都是因瑣碎小事引起的糾紛,“嫌疑人臨時起意,加大了尋找動機的難度。”

2011年12月6日深夜,白云區黃石街某裝飾城公廁內,一名女性被人持刀傷害致死。這名女性從外地來廣州務工,平日在裝飾城工作。警方通過調查發現,她并沒有仇家,嫌疑人動機難尋。今年8月,警方偵破該案,原來引發命案的源頭,竟是嫌疑人在公廁洗手時將水濺到被害人身上引發口角。

“當時案發地點附近沒有監控視頻,我們從調查被害人的有關情況入手,但很難找到線索突破。”白云警方辦案民警阿邱說。

多年前,廣州監控視頻的覆蓋面有限,現場勘查的設備和技術也有限,加大了辦案難度。

阿邱負責偵辦的另一宗多年前的案件,也是因為技術限制成為積案。

2007年12月21日,一名未成年少女在黃石街江夏村一出租屋內被殺害。當時案發地附近沒有視頻監控,警方大量走訪調查也沒有發現可疑人員。

“現場雖然留下了物證,但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沒有辦法確定嫌疑人的身份。”阿邱說,直到今年8月,該案的嫌疑人才終于被抓獲。

因物證技術的突破疑難案件迎來轉機

阿明的辦公桌上,有十幾本厚厚的卷宗,這是21年前發生在番禺區市橋長堤路上一起命案的相關材料。

1998年12月8日晚,辛某在酒吧中為朋友出頭與人發生肢體沖突,被多人用木棍、空酒瓶圍毆致死。

案發后,番禺警方對現場仔細勘查、走訪附近群眾。但由于涉案人員較多,除了酒吧老板鄧某能外,大部分嫌疑人都使用了化名,身份信息模糊,案發后四散逃走,杳無音信。

每年,警方都會對命案積案進行重新梳理,這宗案件的卷宗也就更厚了。今年初,阿明受命成為這宗案件的負責人,重新整理卷宗、物證,梳理案情。

“當時我們已經基本明確了鄧某能有嫌疑,但多年來并未發現他的蹤跡。”阿明說,今年6月,在利用信息進行比對篩選時發現,一名海南籍男子和鄧某能高度相似,原來多年來他藏匿在海南省瓊海市生活。7月,隨著鄧某能的落網,其他嫌疑人也依次落網,多年的陳案得以昭雪。

“智慧新警務為案件帶來了突破。”潘國良說,針對此類有較為明確偵查對象的案件,廣州警方依托信息系統,分析、鎖定嫌疑人蹤跡。

與阿明不同的是,白云民警阿邱負責偵辦的兩宗命案積案沒有明確的偵查對象,而依托刑事偵查技術的進步,這類案件也獲得轉機。

“簡而言之,就是以前沒有查到的物證,利用新技術可以查出了;以前查出但無法確定偵查對象的物證,利用新技術可以確定了。”潘國良如是解釋。

阿邱告訴筆者,在2007年12月21日發生的出租屋內少女遇害案中,嫌疑人在現場留下了物證,但當時經過大量分析和比對,并沒有辦法確定嫌疑人身份。

“案件能破依賴于物證技術的突破。”阿邱說,借助該技術,警方能從案發現場發現非常微小的物證線索,通過一系列的分析,明確來源,從而還原作案過程及犯罪特征。

今年以來,阿邱和同事對當年的卷宗進行再次梳理和分析,終于發現前科人員袁某有重大嫌疑。8月1日,警方終于在白云區白云湖街大岡村內將其抓獲。

“如果認為智慧新警務就是在電腦里查查資料就錯了。”刑警支隊民警阿亮說,這背后還有大量的工作。

阿亮是1994年3月5日白云區命案積案的偵辦民警,在重新梳理案件的過程中,他和同事們基本每天都在利用各種方式排查“吳某”的相關情況。

“如同每天都在編織數據網,等這張網越來越密,最后嫌疑人就會落網。”阿亮打了一個形象的比方。

果然,阿亮和同事們經過反復核查,了解到“吳某”曾于2010年在湛江因偷單車被行政拘留的線索,于是立刻趕往湛江,調查發現嫌疑人冒用了“謝某順”的名字一直在此地流浪。

阿亮順藤摸瓜,找到了嫌疑人的最終落腳點并將其抓獲。

“行走在人群中的老虎”抓捕要“一擊即中”

在刑警看來,命案積案的逃犯都是“行走在人群中的老虎”,他們警覺性強、反偵查意識強,還有可能隨時再次危害群眾生命安全。因而,對他們的抓捕要“一擊即中”。

“在決定抓捕前,我們會做大量基礎工作,保證萬無一失再行動。”黃埔區公安分局刑警阿杰說。

阿杰還記得兩個月前在湖南邵陽抓捕一宗命案積案逃犯時的情景。

經過前期研判,他和同事們已經掌握到嫌疑人的落腳點在邵陽隆回縣一個小村里的二層樓房里。當地山林眾多,地形復雜,偵查和抓捕難度不小。

“在抓捕前三天,我們基本沒有合眼,每天都在研究,制定最佳方案。”阿杰說,7月17日深夜,他和多名同事兵分四路,對嫌疑人的落腳點進行圍捕:兩組人馬分別堵住前后門,另兩組人爬窗進入二樓,將正在睡夢中的嫌疑人抓獲。

這名嫌疑人,正是25年前發生在黃埔區一投影室兩命案的4名嫌疑人之一。

命案積案逃犯落網并不意味著案件告一段落,實際上,審訊工作也充滿挑戰。

作為一名從警20多年的老刑警,阿左對命案積案逃犯的審訊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攻心為上。

阿左說,有的逃犯漂白身份或改名換姓生活,因而真實的姓名往往是他們的“痛點”。

阿明告訴筆者,在瓊海市追捕鄧某能時,當時鄧某能正在一家酒店的咖啡廳里喝咖啡,阿明僅在他身后叫了聲“鄧某能”,他便本能地回頭,一臉驚恐。

“大多數的命案逃犯逃亡期間都是過著提心吊膽的生活。”阿左說,他們沒有正式工作,不敢與家人聯系,靠打零工甚至撿垃圾為生,躲避在偏僻的農村或城中村。

因而,警方一方面會對嫌疑人的家屬開展思想和法治教育,一方面會對嫌疑人動之以情,曉之以理。

“一些人以為只要超過20年就無法追究刑事責任,這是完全錯誤的。”阿左說,“追訴期”最高期限20年,是針對未被公安機關發現的犯罪。對于已經發現的犯罪并立案偵查的,以及犯罪嫌疑人逃避偵查或者審判的,不受追訴期限的限制。

“我們永遠不會放棄對命案犯罪嫌疑人的追查。”潘國良說,廣州警方對命案積案的偵查絕不是一陣風,接下來還將以更大的力度繼續追擊,不讓正義缺席。今年以來,廣州警方破獲陳年命案積案19宗,抓獲命案逃犯28名。

(為保護辦案民警,文中阿輝、阿邱、阿明、阿亮、阿杰、阿左為化名)

延伸

“遲到的正義”如何保障?

業內人士建議完善補償機制

近年來,隨著刑事偵查科技的進步,多年前未破的刑案迎來轉機,沉冤得以昭雪,但隨之而來的是受害人及其家屬的救濟問題。多年的等待是否能得到補償?“遲到的正義”如何保障?不少業內人士建議,被害人補償機制仍需進一步完善。

廣東廣強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梁栩境認為,在刑事案件中對被害人的救濟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對案件被告人的處罰落實,另一方面就是對被害人經濟、心理等方面的補償。

“前者在我國是可以落實的,但對于后者而言,現階段往往被害人只能通過刑事程序中的諒解情節或附帶民事訴訟的方式進行。”梁栩境說,“精神損失費”等較難落實。

實際上,刑事案件從立案偵查到最終判決,其過程往往時間較長,如果因證據不足等客觀原因導致案件偵查受阻,時間會更長。一些專家認為,在最終得到救濟前,被害人的等待和期盼往往會造成慢性的二次傷害;若因偵查不到位導致真兇逍遙法外、清白人蒙冤、受害人得不到慰藉則會造成三重法治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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